章含之:我最依戀的史家胡同小院

兵團戰友 10月10日




摘自:《跨過厚厚的大紅門》章含之/著

轉自:向外看一看



對于父親和我們全家來說,史家胡同這所四合院才使我們第一次有了真正屬于我們的家。


父親生前常對我說:“我這一生,既無動産,也無不動産。”他在近一個世紀的生命曆程中,經手過的錢财不可謂不多。然而,他樂善好施,沒有給自己置一分地,買一幢房,銀行裡也沒有存款。在我的記憶中,我們在上海住的兩處房子都是他的朋友讓出一部分給我們安身的。到了北京也是借住在朱桂老家。父親常說的還有一句話:“我這一生,從無财富,但又從不缺錢。”而别人給了他錢,他又轉手去給比他更需要錢的人。解放後,許多清末、民國的遺老遺少經濟上沒有了收入,都很拮據。他們來找父親,父親總是接濟他們。為這事,母親沒有少唠叨抱怨。有時,父親實在沒錢了,就寫信給周總理、毛主席請政府解決。


1963年起,毛主席以“還債”為由,每年春節送父親兩千元,父親堅決不要。我轉達他的意思,對主席說父親當年為他征集的兩萬銀元不是他個人的錢,是社會各界響應他的呼籲,為青年學生赴歐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還款。毛主席聽後大笑,說:“行老就是這個脾氣!他這個人真是兩袖清風啊!”随即,毛主席對我說:“你這個共産黨員也不懂我的意思嗎?我哪裡是真的還錢嘛!這錢是還不清的!那時候,黨剛成立,經費非常緊張。行老這筆錢,我們派了大用場。一部分同志用這個錢去了歐洲,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後來上了井岡山。這哪裡是用錢還得清的?我是要給行老一點補貼。解放了,他沒有那些财主給他錢花了,全靠工資。我知道他缺錢,他愛幫人忙,替共産黨接濟了不少我們照顧不到的人。我很感謝他,要給他一點補貼才好。”



所以,這51号的四合院,當初送給父親時,毛主席、周總理也是這個意思。他們知道父親一生一直漂泊不定,到任何地方都是借房或租房住。1959年,周總理到東四八條54号去看望父親。這時,總理才知道解放後十年,我們一家一直借住在父親的老友、曾任袁世凱内務大臣的朱啟钤老先生的私宅後院。我們家從上海遷到北京整整十年,父親從未向政府開口要過住房。總理那次見到父親擁擠不堪的書房兼客廳,感到十分吃驚,他連聲自責,說對父親沒有關心到,這麼多年,竟讓父親借居友人家中。回去後,總理立即報告了毛主席,并且指示國務院管理局為父親找一個四合院住宅。本來,許多高級幹部當時的宿舍都是四合院。但在母親選定51号院之後,周總理又鄭重其事地對父親說他請示了毛主席,這房子是送給父親的,感謝他對共産黨的幫助和合作。父親去世後,在北京的追悼會上,周總理又對我的香港回來的繼母和美國回來的妹妹說51号院永遠是父親和他親屬的家。



其實,我當年和母親一樣并不大喜歡四合院。我在上海出生、長大,我更喜歡上海那些帶花園的西式洋樓。我總覺得四合院太古老,住在裡面似乎背着沉重的曆史包袱。四合院也很不方便。尤其是冬天,從北屋到任何一排房子都要經過寒氣襲人的院子。廚房那麼遠,冬天,把菜端到北房都涼了一半。記得有一年除夕吃年夜飯,彭阿姨炖了一大砂鍋上海“全家福”——一隻整雞、一個蹄髈、一塊火腿。在端着砂鍋走過院子時,因為砂鍋從火上剛取下,而當年北京的冬天比現在寒冷,這一冷一熱,砂鍋的底掉了,全雞、蹄髈和火腿撒了一地。弄得這除夕夜很掃興。



但是這四合院畢竟是個家!尤其是在女兒妞妞出生之後,這偌大的院子裡平添了無限的樂趣。我一生中給父母親最寶貴的禮物就是這個小生命。搬進四合院時,父親已是八十高齡,解放後,他的生活變得很簡樸、單調,昔日在上海的那許多應酬都沒有了,父親除了出去開開會,偶爾會會友之外,大部分時間是看書,寫他的《柳文指要》。他在這大大的寬敞的四合院裡很舒适、很滿足,真是過着他一生從未享受過的安甯。而妞妞的出生又為他的平靜生活增添了極大的快樂。他和母親對妞妞遠遠勝過了在我幼年、童年時代對我的關懷,那幾乎是一種慣寵。不論妞妞犯多大“錯誤”,他們都能容忍。



對于我來說,這個院子使我真正感到溫暖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那些可怕的歲月。那時,我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挨批判,周末被允許回家。家,這時成了我最溫暖的避風港。守着年邁、祥和的父母,看着尚不谙世事的妞妞撒歡滿院子奔跑,我真希望時光停止,再不往前,讓我永遠忘卻外面瘋狂的世界,讓我停留在這充滿人情、人性的四合院裡,再不用回到我那曾經作出過多少奉獻,而如今卻是充滿敵意的校園。


父親在這個四合院裡平平靜靜地生活了十三個年頭,完成了最後的著作《柳文指要》。可惜他未能在這四合院裡走完人生的最後一段旅程。1973年5月,父親為了祖國統一大業,受命于毛主席,在九十二歲高齡時,遠赴香港。我和大哥章可以及妞妞送他到港。周總理根據毛主席的意思,安排一架專機送父親前往。但是父親畢竟高齡,到香港很不适應那裡潮濕的氣候,在我送父親到香港後回北京前一天去看望他時,我已感到父親想念他的四合院,希望早日回到他四合院的家了。那天下午,他顯得有點傷感,拉着我的手說:“回去報告總理,我已經開始會晤台灣方面的朋友了。我盡快做完這些事,回北京。你轉告總理,早點派飛機來接我回去。”父親去香港是當時毛主席的一個驚人之舉。


九十二歲的“和平老人”(父親1948年曾作為南京方面代表之一前來北平與中國共産黨議和,未果)以探親名義去香港,中國政府卻派出專機護送到港,成為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架降落在啟德機場的中國飛機。可惜,父親沒有能等到總理派專機接他的那一天。6月29日,我接到總理辦公室電話,傳達總理指示,說父親在香港病倒,叫我立即準備随周總理指派的醫療小組乘專機去香港,接父親回北京。當時決定7月2日啟程,外交部已根據總理指示,發了緊急照會給當時的英國代辦處,申請專機降落及人員入港簽證。但是,就在7月1日淩晨二時左右,冠華打來電話說外交部值班室接總理辦公室電話,父親已在香港病故。他終于沒有能回到他眷戀的四合院。


51号院真正成為我自己的家是在冠華搬進來之後。還記得我們的愛情所面臨的最早一次考驗就發生在這四合院前院的傳達室裡。那是1973年5月,父親去香港之後,國務院管理局決定趁父親在香港,對四合院進行一次大修,等父親回京,可以住上新裝修過的房子。我暫時在前院傳達室安身。那時,我和冠華正在戀愛。他工作之餘來看我,我們就在那堆滿家具雜物的傳達室裡一杯清茶,促膝長談,相互間超越年齡的差距,官職的懸殊,感情上達到了完全的融合。我至今還常常回憶起在那簡樸、擁擠的前院小屋中那些純真的時刻。就在6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冠華從部裡下班後急匆匆到我的傳達室住處看我。他從來沒有在中午來過,因為他一天工作非常繁忙,幾乎每天晚上都有外交活動,所以回報房胡同家裡吃完午飯都要休息片刻。



這一天,冠華神情慌張地進了我的傳達室,我知道出了什麼緊急的事。冠華說,上午開黨組會,姬鵬飛(當時任外交部長)傳達說毛主席指示要派女大使,并且建議第一個女大使派他的“章老師”去加拿大。我第一次看到冠華那種無可奈何的失落神情。他一般都是充滿自信的,而此時他卻不知所措,問我怎麼辦。我幾乎未假思索地對他說既然我承諾了對他的愛,我不會改變。他需要我,我會留在他身邊。冠華用憂郁的眼光看着我:“可那是主席的決定呀!”我說由我來向主席報告吧。我知道在那個年月,違抗毛主席的指示可能意味着什麼,但我故作輕松地對冠華說:“我對主席說,如果我去當大使,那就派你去當我的參贊。”但是我們兩人都笑不起來。後來,我向毛主席請求不去當這個女大使,毛主席并未堅持,但我知道他不高興。一年之後的一天,在見完外賓之後,毛主席叫我随他到工作人員使用的休息室,他激動地對我說:“你不聽我的話,你的心裡沒有我!”我緊張得不知怎樣回答,後來我說:“主席,你這樣說,我承擔不起!全中國人民心中都有你,我哪裡敢心中沒有你!”毛主席沒有說他為什麼生我的氣,但我猜那是我違抗他的指示,沒有去當新中國第一個女大使!


有時候,我想起這風風雨雨的二十多年時,心裡也有些茫然。當初,我在這前院傳達室做出不去出任女大使,留下來同冠華結婚這個不假思索的決定,我從來沒有後悔過。事隔二十多年之後,我也仍然沒有後悔。但是,我又禁不住感歎命運的捉弄。我假若當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了加拿大,後來的命運肯定完全是另一個樣子的。今天的我也不是這個樣子的。我不會經曆後來的那許許多多的磨難和痛苦。說不定冠華的命運也不會那麼慘烈!我隐隐約約地有種感覺,他後來的厄運,在莊嚴的人大會議上傳達的毛主席生前曾嚴厲批評他的指示,似乎多多少少和當年我們的叛逆是有點關系的。歲月流逝,二十五年的時光已經過去了。如今隻留下前院傳達室這無言的證人,證實着又一幕人間演繹着的為了愛情付出沉重代價的故事。



冠華是個極愛自然與空間的人,他對天、地、日、月、樹木、花草,都會很動感情。他還特别喜愛月亮,尤其是那一彎新月,簡直令他如醉如癡。所以,從報房胡同的三樓單元房搬進我家寬寬大大的四合院,有了那麼大的空間,那麼多的花草樹木,冠華簡直是欣喜若狂。他隻要有一點空閑,就會在院子裡散步,撫摸着一棵棵的樹,端詳着一朵朵的花。他喜歡玫瑰和月季。我們在北屋房前,開出兩塊土地,種上月季花,西邊那一塊種了一枝“山東大白”。那是一種爬藤的大月季,越長越高,爬滿了我們搭的架子。春天來臨時,它開的花足有百朵以上。“山東大白”正在冠華的書房外面,形成了一片花的圍簾,遮住書房的玻璃窗,真的是很美。


從初夏到深秋,我們常常在深夜的月下散步。時間久了,冠華統計出,走一圈院子是八十步。在銀色的月光下,冠華幾乎是與白晝裡全然不同的一個人。他沒有了好勝雄辯的氣勢,臉上常常有一絲淡淡的傷感。我常常想,不知道這世上有幾個人能真正懂得他的心。在他所經曆的無數外交場合,他都是那樣亢奮,那樣充滿激情,那樣豪放。他的仰頭大笑的照片被認為是他性格的代表作,曾獲國際新聞獎。然而,又有幾個人看到過清澈如水的月光下的喬冠華?!他是那樣沉靜,那樣柔和,而且那樣的憂傷。這時的喬冠華,隻有這深深的四合院與我一起陪伴着他,聆聽着他傾吐内心的感歎。



在冠華1982年癌症複發之後,他和我心裡都非常清楚死神正一步步逼近。我時時可以感覺到他對生活的眷戀和對我們這個家的無限深情。我每次從家裡取東西回病房,他總要問這院中的每一件事的細節。春天時,我把第一批盛開的那幾朵月季花剪下來送到他病床前,他會久久地看着這些花,愛不釋手。秋天,我又把我們窗前的并蒂柿送到他面前……


1982年底,冠華雖然以其驚人的毅力暫時戰勝了死神,但是我和他都清楚那隻是短暫的抑制。這時候,我和他不約而同地想到我們應當回到我們的四合院裡去。我們都不說為什麼要回去,但我們心裡都明白,那是我們最後一段能夠在自己的四合院中相依相伴的日子。于是,我們辦理了出院手續,回到了5l号院。冠華在那裡度過了最後一個春天和夏天。除了下雨,我們天天夜晚在院中散步,要把這每一分、每一秒永恒地刻在我們心上。


冠華一直在我們的四合院中堅持到了最後一刻。這年的9月2日,他開始大口吐血。直到此時,我才陪伴他最後一次住進醫院,十九天後,他帶着無限的未了之情離開了這個世界。


我孤零零地坐在北房前寬敞的廊子上,又是初夏時分,又是花開花落的季節。我的眼前跳動着一幕幕昔日的情景。我又見到瘦削而精神的父親,孜孜不倦地伏案寫他最後一部巨作;我又見到母親那矮小玲珑的身影匆匆來去于北屋與廚房之間;我又見到幼小的妞妞滿院子地歡笑奔跑。我當然更看到月光下的冠華,拉着我的手,對我說:“如果将來有一天,我丢了官,眼睛又瞎了,你就這樣牽着我去要飯!”


悠悠白雲從南屋的頂上輕輕飄過,還像那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前一樣。然而這四合院中昔日的主人如今又何在呢?我輕輕地歎息,大概我也應當離開這四合院了!它帶給我太多的回憶,太多的創傷,我的心已難以承受!


自從冠華離開這院子之後,它再也不是一個家了。有時候,我在有着皎潔月色的夜晚也曾想在院中散步,但我再也找不回那逝去的感覺。在這空空洞洞,隻剩下我一個人的四合院裡,我像幽靈一般,多少個夜晚,在一盞孤燈下寫着那過去在這院子裡曾經發生過的一切。四合院是美好的,是銘刻着永遠無法忘卻的情懷的。但也許如同它四面圍攏的形式那樣,十多年來,它把我緊緊地圍困在這四方的天地中,我的思想、我的心靈從來沒有跳出過這塊四方的天地。那麼,這胡同的逐步消失也許倒會最終使我自己得到解脫吧!回想起來,自從1949年來到北京,将近半個世紀,我都沒有離開過四合院。從東四八條到史家胡同,我一直生活在四面圍困的院子裡。近來,北京的外國人對我的院子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來了好幾批參觀者。帶着傾羨的心情來到這四合院裡的人可謂不少,他們贊歎一番之後都回到他們各自的現實生活中去。唯獨我卻深深地紮根在這院子裡,有時候,我真的感到壓抑和沉重,我覺得我像是這院子裡的一個出土文物,永遠屬于這裡,大紅門外的生活與我無緣。不論我在外面做些什麼,最終還是回到這已經隻剩下我一個人的院子裡。



有一段時間,我有意多往外跑,去外國,去熱鬧的現代化的城市。我想尋找一個使我心靈擺脫四合院的缺口。但是日子一長,我又想念我的院子,如倦鳥歸林般急匆匆趕回來。一進我那熟悉的庭院,我又如釋重負,享受着那份隻屬于我的孤獨。


生活就這樣延伸下去,我總是徘徊于曆史與現實之間。我很想突圍走出這四合院,我卻又如此深情地依戀這四合院,因為它的每一塊磚都銘刻了我的歡樂與悲哀。守着它使我心碎,離開它使我失落,而從遠方回到它的懷抱裡又令我心醉。我想這種四合院的情結大概我此生都難以解開了。


2008年1月,一代名媛章含之去世,洪晃把母親的靈堂搭建在史家胡同51号的家中,她說那是母親病危期間一直念叨的心願。


2011年的史家胡51号 陪伴章家三代人走過51載春秋的四合院交給了外交部。20天前,洪晃特地到史家胡同51号,去跟她曾經的家道别……


洪晃:我當然不舍,但是我覺得我做的決定是對的,我沒什麼期待,我隻希望不管誰住進去一定要善待這個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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